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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国大多数司法解释存在严重的立法化倾向，也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尽管在司法领域，尚未有真正的阿尔法法官（Judge Alpha）出现，智能系统的作用还主要是辅助办案，但在行政领域，各种形式的自动化决策系统（automated decision systems）早已得到广泛运用。从概念上看，法律推理过程所使用的前提的真（true），虽然表面上与形式逻辑使用相同的术语，其真实含义却是证成（justified）。

（1）大数据分析属于归纳推理 如前所述，大数据分析通过训练样本数据使机器产生某种归纳偏好，进而产生正确的模型和预测结果。可以说，尽管一个设计良好的基于规则的法律专家系统，可以被视为一个集众多法律专家之智慧于一身、近乎完美法律人的化身，但法律专家系统仍然存在无法消除的局限性，其决策结果仍有出错的可能。专家系统运用产生式规则进行求解，是一个不断从规则库中选取可用规则与数据库中的已知事实进行匹配的过程，规则的每一次成功匹配都使数据库增加了新的内容，并朝着问题解决方向前进了一步，直至数据库中包含了问题的解，则程序终止。法律智能系统的研发需要三结合，即需要法律实务专家、法律逻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密切合作。因此，由于法律规范的开放性和法律事实的建构性，法律推理的结论是可废止、可逆转的。

由于新一代智能系统多采用混合技术路径，上述推理方式可以并存。此类简单案件或者纯粹程序性事务交由智能系统进行处理，可节省大量低层次、重复性劳动，为法官腾出时间和精力专注解决复杂、疑难案件创造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当下案多人少的矛盾与困境。第三个阶段是扩散时期。

所谓重要意义一方面是指该法律的有效和无效会导致案件出现不同的裁判结果，另一方面是指该法律必须构成该案的审判依据而非可有可无的。反之，对于一些合宪性审查机关比较擅长判断的领域，比如个体权利的保护、极端的社会不公，此时因为受害者只是少数人，并不能保证立法机关通过多数决的程序作出的判断就是正确的，对此合宪性审查机关要进行严格审查，以防止立法侵犯少数人权利。对于施米特的批评，凯尔森进行了回应，并对合宪性审查的法律属性进行了分析。但是最高法院通过审级制度可以统一下级法院的审查结论。

目前有13个国家采用此种模式。王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这就凸显了欧洲大陆的具体审查主要还是为了维护客观法秩序，而非像美国式的具体审查是以救济当事人权利为主。一是宪法案件与法律案件的区分。关键词：合宪性审查 民主正当性 政治问题 立法机关 普通法院 合宪性审查（constitutional review），又称为违宪审查或者宪法审查，是指为了确保宪法的最高法地位，由有权机关对国家公权力机关的规范和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判断。同时为了减轻宪法法院的负担，一些欧洲国家，比如德国、西班牙，要求普通法院尽可能地解释法律以维护其效力，也就是说，只要有尽可能地将涉嫌违宪的法律解释为合宪，就不需要提交到宪法法院。

第三步审查立法能否满足审查基准的要求，此时法院要评估区分的目的和区别对待的手段之间的关联性。这场论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一个合适的合宪性审查机关的选择（凯尔森认为是宪法法院，施米特认为是总统），还涉及到合宪性审查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合宪性审查的性质到底是法律还是政治。抽象审查原本是欧洲大陆模式的特点，是指合宪性审查发生的场合不具有案件和争议性，而是假设某个立法违反宪法的情形下所开展的审查。第二步审查基本权利是否被侵犯了？如果权利的行使被禁止，显然构成侵犯。

组织—人事的民主正当性是指某项国家权力必须持续不断地回溯到人民，从而形成一种正当性链条。美国民众对联邦最高法院的信赖度长期在60%以上，同时也远远高于对两个民选机关——总统和国会——的支持度。

具体又分为：宪法法院型，有5个国家。德国式的合宪性审查分为抽象审查、具体审查和宪法诉愿三种。

比如法国就要求当事人提起的合宪性审查申请，必须要以与本案诉讼分离的独立书状为之。之所以存在审查强度，实际上是考虑到合宪性审查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的能力差距。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也是可行的。在这种体制下，法院的角色反而是消极的，或者说，法院只需要坐山观虎斗即可。与美国模式的最大不同除了审查权集中在一个机关之外，欧洲大陆模式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抽象审查（当然也并不排斥具体审查）。目前，这种审查强度在美国和德国从宽至严都分为三个层次，美国为合理审查基准、中度审查基准和严格审查基准，德国则为明显性审查基准、可支持性审查基准和强烈内容审查基准。

对此，有学者指出，之所以其他国家并未出现像美国般对合宪性审查的民主正当性的质疑，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美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合宪性审查权。这体现在： 一是美国模式正在走向集中，而欧洲大陆模式正在走向分散。

而众所周知，立法在形式上是经过了议员或者代表过一定比例多数同意的产物，而议员或者代表又是民主选举的产物，对外代表民意。在这种政体中，立法与行政是合作关系，并且由于内阁成员由议员兼任，所以议会中的多数党既掌握立法权也掌握行政权。

对此，《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中专门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和作出的决定决议，应当确保符合宪法规定、宪法精神。一是通过增加新的含义或决定立法的临时效力来补充立法。

合宪性审查机关如果不注意维护自身中立性的话，其对政治的监督就容易被政治所反噬，从而出现施米特所担心的司法政治化问题。（二）欧洲大陆审查模式 欧洲大陆为集中型的合宪性审查模式。对立法干预基本权利进行合宪性审查时，德国法自20世纪70年代就发展出了三阶层的审查技术。目前采取这一模式的国家有49个。

备案审查将立法备案制度与合宪性审查制度相结合，从而可以让审查机关及时了解下位法的制定情况并展开审查。功能—制度的民主正当性是指制宪者赋予某种国家权力以某种功能和组织形式，通过它，人民可以行使某种国家权力。

实质—内容的民主正当性是指国家权力的行使，其内容是符合人民意志的。就此而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仅受到宪法的约束，也受到《司法法》的约束。

2.合宪性审查的民主正当性不断增强 合宪性审查主要是对立法的合宪与否进行审查，这其中蕴含着立法权是有限的或者立法权有可能被滥用的思想。受理的要件则包括当事人的诉愿能力、程序能力、诉愿对象、诉愿权能（即主张基本权利受侵害）、诉愿期限、穷尽法律救济、权利保护必要性等等。

一些前华约国家成立了议会委员会来具体负责，比如1965年罗马尼亚的宪法委员会、1984年匈牙利的宪法理事会等。（四）英联邦模式 这种模式也被称为弱形式司法审查模式，是指法院虽然能够进行合宪性审查，但没有最终的决定权，违宪的立法是否失效最终由立法机关决定。也就是说，如果普通法院对确实违宪的立法进行合宪性解释而不提起合宪性审查，在缺乏相应补救制度的情况下，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三、合宪性审查的未来展望 （一）合宪性审查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关系 合宪性审查机关在审查立法合宪性的同时，也面临着不侵犯立法权的压力。

当然，与侧重保障人权的宪法法院相比，宪法委员会更加侧重维护分权体制，尤其是横向分权（比如立法与行政的分权），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早期合宪性审查制度侧重维护纵向分权的提升。此时，既然立法和行政之间无法形成有效监督（除非是依靠反对党），那么就必须发挥司法机关的监督作用。

而对议会立法的崇拜以及对普通法院的不信任都使得美国式的司法审查模式很难在欧洲大陆诞生。因此，合宪性审查自诞生之日起就遇上了所谓反多数的难题。

因此，问题可能并不出在合宪性审查制度是反多数或者反民主的，而在于，美国和欧洲大陆式的强形式司法审查能否克服自身的缺陷，即普通法院和宪法法院会不会通过合宪性审查而导致司法优位或者司法至上。尽管在我国宪法和法律中早已存在合宪性审查的制度，但合宪性审查作为一个概念明确提出是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是我国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性组成部分。